今天睡前继续读《存有作为交通》的简介部分，做个简单的记录
在教父时期，极少关注教会的存有（there was scarcely mention of the being of the Church），大量的辩论和思考都在上帝的存有上（whilst much was made of the being of God）。在那个年代，出生自带的配置就是有神论，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，从来不会为神存在与否而争论。那争论什么呢？原来争论的是上帝如何存在。（how he existed）因为这个问题会牵涉到教会和人类，因为教会和人都带有上帝的形象（images of God）。
就像泛神论者有他的上帝观，一神论者有他的上帝观，多神论者也有。那么教父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，要面对的就是那个时代的各种上帝观。首当其冲的就是希腊的上帝观。
而希腊上帝观是根植于他的本体论，一种根深蒂固的一元论（Greek ontology which was fundamentally monistic）。这种观念认为上帝和这个世界是联合的，是不可分割的整体（the being of the world and the being of God formed, for the ancient Greeks, an unbreakable unity.）。这种观念与圣经所宣告的上帝相对世界是全然自由的，有根本性的矛盾。
所以教父们所做的应该不是调和希腊哲学与圣经，而是要拆毁重建。柏拉图的造物主观念（The Platonic conception of the creator God）限制了上帝的绝对自由，因为这观念是基于物质先存的信念而来，实际是趋于唯物主义的。所以，必须要建立新的本体论来超越希腊式的一元论本体论的禁锢。
在那个时代，还有一个巨大的敌人，就是诺斯底主义（gnostic systems）。此观念则认为上帝与世界之间有巨大的鸿沟（gulf），是不可跨越的。因此，教父们在面对这两个思想劲敌中，创立了一种新型的本体论，应该是那个刀光剑影的岁月中留存的最为卓越的果子。
新型的本体论是如何创立的呢？齐齐乌拉斯说了那时出现的两条建立路径，一条称之为学术型路径，另外一条称之为教牧型路径。
走学术型路径的教父们，都是学者型神学家（academic theologians），如殉道者游斯丁、亚历山大的革利免、俄利根等。他们主要关注基督教的启示（revelation）层面，所以更多操作的智性训练，如各种哲学思辨。这条路径未能摆脱希腊思想中的一元本体论陷阱。
走教牧型路径的教父们，都是教牧型神学家（pastoral theologians），如伊格纳修、爱任纽、亚他那修等。他们是透过教会团体（ecclesial community），也就是教会性存有（ecclesial being）中的经验来认知上帝的存有的。
而后面的这个路径，开启了一种新型的可操作的本体论，不仅是在智性思辨层面。因教会的共融而体认到：上帝的存有只有透过位格间的关系与爱来认知（the being of God could be known only through 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personal love）。也就是，存有意味着生命，而生命意味着共融（Being means life, and life means communion）。
今天就到这里，要睡了。